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主席常振明对其公司的中澳铁矿项目(Sino Iron)的重要性毫不含糊。他说：“全中国都在盯着这个项目。”该矿位于西澳大利亚覆盖着红色土壤、荒凉的皮尔巴拉(Pilbara)地区。
　　更确切地说，中国正在胆战心惊地盯着这个项目，因为这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正在面临日益超支的成本和反复拖延。由此导致的代价非常高昂。常振明表示，中澳铁矿项目的规模是国内最大的铁矿石项目的四倍。
　　尽管外界观察人士常常担心，中国企业是一股无法阻止的巨大力量，大量攫取全球矿产资源，但这种看法并不准确。中国在全球的资源扩张并非一帆风顺。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直希望，通过持有巨额矿产份额，并从必和必拓(BHP Billiton)、淡水河谷(Vale)和力拓(Rio Tinto)手中夺取大宗商品定价权，它将能够更容易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
　　但中澳铁矿项目不仅没能展示中国的力量，反而成了一个警示性故事，凸显出中国企业在寻求海外扩张时遇到的困难。当2006年最初构想该项目时，总成本估计不到20亿美元。但现在，中信泰富已经耗费了71亿美元。花旗集团(Citigroup)的分析师估计，该项目的成本有可能暴涨至93亿美元，还有人称，预计最终成本将更接近100亿美元。该矿的进度至少已经拖延了两年。
　　一家在澳大利亚拥有广泛外包业务的亚洲领先交易企业的一名高管表示：“现在问题已经不再是关于商业目标了，而是关乎中国人的面子。他们砸了太多钱进去，已经难以抽身。”
　　其实，它不仅仅关乎面子。中国需要进口60%左右的铁矿石，该项目是中国试图摆脱外国供应商挟制的重要尝试。中国钢铁企业一直指责外国供应商把铁矿石价格抬得过高。
　　汇丰(HSBC)的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这样描述该行业的趋势：“中国一直被少数几家企业牵制着。现在中国不想继续被动地做铁矿石的买家。中国想开发新的原材料来源，想要持有项目的股份。”
　　但中澳铁矿项目的问题表明，中国想做到这一点依然步履维艰。中国企业想要证明，它们拥有在不同于祖国的环境中工作所需的专门技术和管理技能，但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企业长期以来在政府的羽翼保护下安逸地经营，面对国外激烈竞争时往往措手不及。而劳工法律和合同性质方面的文化差异尤其令它们苦恼。
　　中澳铁矿项目不是中国唯一一个在西澳大利亚出现困难的项目。该地区有14个重要铁矿石项目。其中8个有来自中国的投资，银行家表示，有些项目同样受到拖延和成本超支的困扰。
　　中国鞍钢集团(Anshan Iron & Steel)和澳大利亚金达必金属公司(Gindalbie Metals)斥资26亿美元成立的卡拉拉(Karara)铁矿石合资企业，被基础设施设计变更、材料和劳动力成本飙升以及汇率变动等问题压得不堪重负。
　　有些情况纯属运气不佳。但多数情况下，出现问题部分是由于对项目各个环节估计过于乐观：从当地工人的生产率到东道国政府对环境的关注，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国内都不是问题。
　　中国难以现实地预测海外项目成本，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采矿业。
　　中国内地一家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去年表示，由于建造成本超过预算，该公司承建的从麦加(Mecca)到沙特阿拉伯其他几座城市的轻轨铁路线路预计亏损40亿元人民币(合6.28亿美元)。
　　令人尴尬的是，该项目曾引起高度关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沙特国王都出席了签约仪式。最终，该项目转交给了中国铁建的国有母公司，以控制这家上市公司的亏损和未来义务。现在，预计中国政府将为沙特政府意外调整项目、变更要求，向该公司提供补偿。
　　当然，中国也曾成功地管理某些外国企业，例如2010年吉利(Geely)收购的沃尔沃(Volvo)。中国石油企业的身影也出现在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中国政府的战略制定者尤其关注矿产项目，而一系列常见的困难反复阻碍该行业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努力。
　　引发严重误解的问题尤以矿山劳工为甚。
　　中国的采矿计划要求使用成本低、生产率高的中国工人。但澳大利亚劳工法和签证要求却构成障碍。相反，这些项目依赖澳大利亚昂贵的工人。在澳大利亚，即便是卡车司机年薪都达20万美元，住着三室的房子，每两周享有一次带薪探亲假——某些时候这意味着飞往巴厘岛。尽管中国人认为支付的薪酬已经相当可观了，但依然面临劳资冲突。
　　进一步说，中国企业希望能够左右它们在项目中的命运，这也是它们冲向海外的初衷。这和日本人不同，日本人学会了——至少在最初阶段——选择持有少数股份，更多地依靠当地合作者。中国寻求控制权，因此谈判会出现冲突，尤其是中国人通常不愿意向当地的咨询公司支付高额费用。
　　另外，律师们表示，中国人倾向于在合同中使用模糊语言。在中国，这种做法是说得通的，因为那里的情况会迅速发生变化，双方都明白，合同只是谈判的一个起点，而非板上钉钉、不可改变。
　　中国企业存在一个人们不那么熟知的缺陷：它们有时会发生内讧，几乎不会一味执行中国政府下达的中央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企业正演变为有着利益冲突的商业化企业。一家领先国际银行项目融资部门的一位银行家表示：“中国及其银行正在脱离中国公司(China Inc)的模式。”
　　更特别的是，中澳铁矿项目的所有主要参与者——持有该项目80%股权的中信泰富、该项目主要贷款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持有该项目剩下20%股权的主要承包商中国中冶(China Metallurgical)——正在发生口角。知情人士称，国开行希望退出该项目，而中信泰富一直考虑以拖延工程进度以及预算超支为由起诉中冶。据直接了解此事的一位人士表示，最近这一争议已提交国务院处理，负责金融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对此做出了裁决。中信泰富拒绝置评。
　　对于国开行为该项目提供融资的人士而言，该项目尤其令人失望，该银行已贷出近50亿美元。中澳铁矿项目正是国开行有意提供资金的那类项目，该银行是一家未上市的政策性银行，其优先任务由中国政府确定。6年前，当该项目首次被提出时，中国急需铁矿石，用以炼成钢铁，而钢铁是众多商品的重要原材料，从汽车到资本设备，从住宅楼到铁轨。
　　然而，市场已发生变化。中国的矿产企业正开始意识到，它们是在钢铁周期的一个错误时刻计划大量生产铁矿石的，这一发现令人胆战心惊。在该项目首次被提出后的5年里，中国的钢铁需求增速一直下滑，价格也一直下跌。2010年，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出现同比下滑，这是10多年来的首次。2011年，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对房地产建设的严格限制，继续令钢铁价格面临下行压力。
　　如果这还不够让人头疼的话，对于汇率的错估助推了成本上涨。在该项目整个周期中，澳元升值，中信泰富买入的颇具争议的对冲产品押错了方向，导致20亿美元亏损以及高管离职。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从7月1日开始征收矿产资源租赁税(Mineral Resources Rent Tax)，这将进一步削弱矿业项目的盈利能力，就像对碳排放征税一样。
　　尽管母公司中信集团(Citic Group)令人敬畏，但中澳铁矿项目面临的难题仍使中信泰富被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列为垃圾级。从官方上来说，中信泰富直接受中国国务院的管理。券商里昂证券(CLSA)表示，由于中澳铁矿项目，这家还拥有公用事业机构的综合企业的市值应较其资产净值有45%的折让。
　　过去，中国政府一直不让国企为失败承担责任。如今，随着失败项目导致的亏损增加，国内外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国资委最近曾呼吁下属企业改善它们对海外业务的管理。在一次不同寻常的公开谴责中，中国媒体引用国资委的话斥责国企浪费金钱。
　　例如，去年6月，中钢(Sinosteel)叫停了另一个铁矿石项目Australian Weld Range，2008年，中钢以13.6亿澳元收购该项目。该项目依赖Oakajee港口和铁路项目来运输铁矿石，但这个项目也出现了问题。拟议的解决方案之一是中钢购入Oakajee项目的一半股权。但中国政府免去了中钢总裁黄天文的职务，同时业内消息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批准此类交易。
　　与此相符的是，一些迹象表明，中国现在正在减少大举花钱的计划。国开行正明显变得更为谨慎。国有的中国中铁(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以在印尼修建一条煤炭运输铁路。在过去，这原本似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国开行项目，但现在国开行希望，包括外国合作伙伴在内的出资方可以为贷款担保，以避免中澳铁矿项目失败的例子重演。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是一个不错的项目，但进展缓慢，这意味着，韩国人可能会搅局。”
　　随着中国人对于扩张变得更为谨慎，希望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的将不仅仅是韩国人。